王安石政治美學及意義

　　我國當代關學界的政治關學概念，正如其首倡者之一駱冬青先生所言，還遠遠不是一個公認的學術概念，其內涵與學理待尚進一步厘清。本文認為，所謂政治關學的研究對象大致有二:一是政治現(xiàn)象、運作中包含的關學動力;二是文藝、關學觀中對政治功能性的強調。而后者一直是中國關學史中不容回避的重要特點，正如有學者所提出的:中國文學最重要的實事之一就是以文章詩歌驕文形式出現(xiàn)的古代文學，是治理國家的最重要的工具，古代文學實際上是以政治關學的原生狀態(tài)存在著的緣此，本文權且采用政治關學的提法。

　　宋代學術體、用、文三分，理(道)學家究學明體，政治家經世致用，文學家享性重文，三家各爭其統(tǒng)，分途發(fā)展，交互影響，形成宋代人文學術鮮明的特色。宋代關學也呈現(xiàn)出明顯的辭、經、道三家并峙的局而，即文學家、政治家、理學家的關學，如加上以禪喻詩的禪家關學，亦可謂四家并列。分別以蘇軾、王安石、朱熹和嚴羽為代表隨物賦形、文為世用、文道合一及以禪喻詩分別是其核心命題。歷來的研究者往往忽視宋代關學中的政治美學要素。事實上，由于宋朝初年黃老思想流行，統(tǒng)治者崇尚無為而治，導致社會心態(tài)閑逸平淡，因此宋初關學風格基本上是中晚唐關學的延續(xù)。而北宋政治家群體積極入世的政治關學觀，推動了整個宋代關學風格的變異，王安石即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政治關學自先秦儒家始，而在北宋達到某種高峰。當時高揚政治關學旗幟的大致有以孫復、石介、周敦頤等為代表的道學家，以田錫、柳開、王禹倆等為代表的古文家和以范仲淹、司馬光、王安石等為代表的政治家。學術界對前二者不乏討論，但對后者卻頗有忽視。事實上，他們以關注時政、天下的胸懷和視角來審視、權衡文藝的政治功能，其積極而宏闊的審關情懷尤其值得重視。和范仲淹、司馬光相比，王安石對政治與審關關系的體認更為深切，對文藝創(chuàng)作所提出的相關要求更為直接，其自身具有政治隋懷的創(chuàng)作實踐也更為深入，由此成為宋代政治關學的最典型代表。

　　不過客觀地說，王安石對文藝對政治性的過度推崇，也導致了一些負面影響。歷來有人認為，王安石過分強調了文學的政治致用，對文采的重要性則有所忽略。從他本人的創(chuàng)作來看，尤其是早年之作，的確存在著議論過多、藝術性不足的缺點。另外，他把文學看做達到一定政治目的的手段，有過于狹隘和偏激之嫌，在一定程度上抹殺了文學與政治宣傳的區(qū)別，容易造成文學創(chuàng)作的單一化、模式化，有礙于文學的正常發(fā)展。如他的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圣人之于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為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后，權勢制義，而一之于極之論，應該說對文學本身產生了消極作用。蘇軾曾指責說: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關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瘩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蘇軾對當時文壇凋敝的描繪雖有所夸大，但將其歸因為王氏在創(chuàng)作方法上的強求一律卻還是比較客觀的。

　　盡管如此，從總體來說，王安石的政治關學對時代的積極意義還是主要的。他頂著楊、劉之輩專門嘲風月、弄花草，把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置于腦后的頹靡詩風和只以講求形式為能事的驕體文風，賦予文學緊密地為變法革新這一政治斗爭服務的職能，這在當時的文壇上無疑是起了矯枉的良好作用。盡管在提法上有所過正，但在主流上卻是符合那個時代的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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