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
金庸的小說之所以大受歡迎，除了情節(jié)語言，更重要的是他給上億讀者灌輸了一套雖然簡單卻很實用的歷史觀念，那都是一些做中國人的入門觀念，未必能登學術之堂，更未必能入博導之室。他又何必招什么博士生？
金庸招隋唐史和中西交通史的博士生，居然無人報名，有點跌份。
讀過金庸一些純談歷史的小文章，比如談論袁崇煥或成吉思汗的，感覺上比較平易曉暢，但好像沒有什么特別的見解，屬于用小說家筆法寫歷史故事，跟房龍、茨威格是一路，但缺少這兩位的宏闊視野和人文精神。金庸的歷史觀比較傳統(tǒng)，關注善惡之辨和治亂興衰，在今天看來已經不屬于歷史研究的范疇，歸入國學一類可能更恰當。因此，如果金庸招國學博士生，大概情況會好一點。而歷史，恐怕不僅僅要求知道得多，更要在研究方法上有突破，而金庸在這方面似乎并沒有顯示出特別的地方。
固然人人皆可以學術，但學者的門檻還是很高的，并不是你在任何領域做出成績便可以躋身學者之列。尤其是小說家，一入此門，便幾乎可以斷定與學者無緣了。房龍和茨威格算是最接近學者的小說家了，但他們始終不敢以學者自居，當然也沒有過招博士生的舉動。小說家以最平易的敘述方式告訴人們歷史是怎么回事，但并不等于研究歷史。因為小說家必須照顧讀者的感受，必須以讀者普遍認同的價值判斷進行敘事，難免有媚俗的傾向。固然也有學術媚俗，但媚俗從來都不是嚴肅學術的出發(fā)點。學術的價值在于給人啟發(fā)，而小說家不過是在不斷強化讀者大眾固有的價值觀念而已。像金庸的小說，明顯都是好人壞人分成兩大陣營，以典型的善惡二元論進行媚俗，若行之于學術，則未見其可也。例如他對袁崇煥的研究，所得結論無非是昏君奸臣禍國殃民，否則大明不見得必亡。像這樣的命題和結論，已經研究了幾千年了，如果在這個層次上招博士生，沒人報名一點都不奇怪。
小說家羨慕學者也是自然。你看王朔，平常多狂啊，卻非要弄本什么《美人贈我蒙汗藥》，硬拉來老俠壯門面，讓人訓得跟三孫子似的，自己還美不滋的，又何苦來呢？別看他在對話中硬撐著，其實骨子里的學者崇拜癥已經暴露無余。王朔終于用這種自虐方式跟學界拉上了點關系。別看他說“我是流氓我怕誰”，他還真是怕那些正經八百有學問的人，那種不自信，那種唯唯諾諾拉大旗做虎皮，倒揭示出小說家的真實心態(tài)。
金庸比王朔強，強在他不必自己搭腳手架，以德高望重八風不動一路走上來，終于走到開招博士生，卻遭遇無人報名，露出小說家的短來。其實金庸又何必招博士生，他的小說之所以大受歡迎，除了情節(jié)語言，更重要的是他給上億讀者灌輸了一套雖然簡單卻很實用的歷史觀念，盡管跟劉蘭芳評書是同一種效果，但對弘揚傳統(tǒng)也是功莫大焉，又何必再教什么博士生，那都是一些做中國人的入門觀念，未必能登學術之堂，更未必能入博導之室。人做的事情本來就是各有不同。
或許金庸在隋唐史或中西交通史上別有心得，但從他以往表現(xiàn)出來的歷史價值觀念來看，恐怕很難有所突破，因為已經定型了。
以小說家名世，以學者身份收山，若再有三五博士隨侍在側，則人生真是十全十美無憾無悔。只可惜，最后居然這樣尷尬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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